面对重大决策，崇祯总会首鼠两端、犹豫不决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大臣李明睿曾劝告崇祯帝最好迁都南京。崇祯道：
“汝意与朕合，但外边诸臣不从，奈何？”
意思是说，朕也想南迁，只是外面的大臣们不同意，该怎么办？
李明睿继续说：
“天命微密，当内断圣心，勿致噬脐之忧。”
意思是说，现在应当机立断，时局紧急，不能再犹豫。
而崇祯则一直犹豫不决，很明显，他没有朱元璋的坚定和果决，在犹豫之间，机会不复存在，李自成入城后，只得自杀殉国。
崇祯十年，皇太极再次出兵南下，崇祯令卢象升总督军务，保卫京师。是时，崇祯有意和谈，而卢象升坚持抗战，犹豫不决再次发生。崇祯十一年，卢象升在巨鹿被数倍清军围困，宦官高起潜手握重兵却不来救援，卢象升力战而死，帝国葬送了一名良将。高起潜见死不救，源于崇祯帝的和谈愿望，以及高起潜的揣摩圣意，毕竟太监只能依靠皇上，当然最后和谈也没有达成。
其次，明朝的官员跟皇上已经离心离德：
到了最后关头，崇祯没钱了，国库也没钱了，军饷发不出，此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筹措军费。而崇祯再次陷入了纠结之中，他既不想得罪士大夫，还想维护皇帝的尊严，最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，也是最不靠谱的方法，募捐。
到了此时，士大夫们早已抛弃了什么原则和尊严，毕竟天下是他老朱家的，自己只是打工的。明朝灭亡后，只不过换了老板罢了，只要能保住权位，其他都无关紧要。于是大臣们哭穷、做戏、喊冤，一场闹剧后只筹集了二十万两，接着，崇祯绝望了。
明朝不同于宋朝，北宋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治，也就是说，大臣不仅仅是打工仔，还是天下的治理者。终北宋一朝，几乎没有杀过一位士大夫，文臣地位被提高到了空前程度：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这才应该是士大夫们的职责和使命。
虽然大臣中也并非都是善类，但宋朝文臣对朝廷的忠诚度高于大明。反观崇祯，不论对文臣还是武将，信任度都很低，单单内阁首辅，就换了四十四位，这很能说明问题。
从朱元璋开始，明代的皇帝们并没有把大臣当作盟友，只看成敌人或者打工仔。明初四大案，空印案、胡惟庸案、蓝玉案、郭桓案，牵连被杀超过十万人，单此一项，就足够把所有官员都得罪。官员们贪污不假，但是这么做的后果也让官员和皇帝的关系极为紧张，所以很多官员只关心他的权位，没有一丝家国情怀。
袁崇焕被俘后，祖大寿率兵溃逃，再也不敢进京，辽东无人可用。袁崇焕的做派是不太正常，但也不至于被凌迟处死，不考虑袁崇焕个人，也要考虑到辽东的将领士兵。袁崇焕为了国家付出了所有，哪怕犯过错误，也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。结局则寒了辽东将士的心，无人再肯为朝廷卖命。
孙传庭是明末最后一张王牌，为了朝廷东征西讨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崇祯十六年，孙传庭战死沙场，得到的结果则是：
“或言传庭未死者，帝疑之，故不予赠廕。”
崇祯帝不是缅怀英烈，而是担心孙传庭死没死，死后连封号都不给。
到了捐款的时候，大臣们当然不买崇祯的帐，有的砸锅卖铁，有的在家门贴上“此房出售”，有的只捐几百两，让崇祯“情何以堪”。如果是君臣一心，可能崇祯早就南迁了，或者干脆和皇太极和谈，结局应该会好很多。
最后，如果贸然抄家，只会把官员逼反，使得他们卷款逃亡李自成阵营：
在崇祯首鼠两端的过程中，或许担心权贵们会成为叛徒，可能会发生给李自成带路等事项。如果换做朱元璋，直接全部抄家，根本不会有其他考虑，而崇祯则想得太多了。
在崇祯号召捐款之时，内阁首辅魏藻德推脱没有钱，只捐五百两。李自成大兵就在城下，崇祯问魏藻德如何是好，只要你开口，马上下旨。魏藻德则趴在地上，屁股撅起老高，一言不发。李自成攻破京城，抓住魏藻德问道：
“你为什么不跟皇帝殉死？”
魏藻德回复：
“方求效用，那敢死？”
意思是说，我准备给新朝廷效力，怎么敢死呢？
李自成虽为贼头，也看不上如此叛徒，在酷刑之下，魏藻德交出大量金银，最后死于狱中。
内阁首辅都如此，下面的官员可想而知，假如崇祯强令抄家，这帮家伙必定直接投敌。在崇祯面前哭穷的官员们，却在李自成的逼迫下交出了巨额财产，李自成总共在京城内搜出七千万两白银，这帮官员也大多成了刀下亡魂。不知这是崇祯的悲哀，还是官员们的悲哀！
后来也有传言讲崇祯帝自己的小金库都藏有银子三千多万两，实际上是李自成刻意抹黑他，把搜刮的百官的银子都算到他头上了。
真实情况是，他真的没钱了……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